酷拉君将在每周五推送一篇来自于Les+刊物2013年特辑《女同运动的分歧与联合》的专题系列文章,一共为十二篇,本期为第三篇。

Ochy Curiel是一位非洲裔多米尼加歌手和作家。她参与了几个试图用艺术作为一种政治改革手段的社会运动。在圣多明各,她参与了一个在工薪阶层社区运作的草根社会运动。九十年代,她加入了并领导了非洲女性身份议院,一个致力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女权主义组织。

她的文章在多本杂志上发表,例如巴黎的“女权主义者的新问题”、厄瓜多尔的“ALAI”、里约热内卢大学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系的杂志,和其他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女权主义网站上。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女同性恋者,因为女权主义给予我理解同性恋的政治角度。我的同性恋是政治上的女权主义,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lyrglgy.com/,欧冠特拉维夫马卡比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性,就像Adrienne Rich说的,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一个为了在女性中创造一个女性世界的、连续的的政治行动。女权主义给予我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采取政治行动的工具。站在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说,我介入的是女同性恋运动,非洲拉丁美洲女性运动,及非洲加勒比地区女性运动。

异性恋——作为一种被法律、宗教和经济支持的父权规范,剥削了女性并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想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同性恋意味着不仅在性还是政治行动上都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它推崇多层面的女性独立,它质疑被合理化的性(异性恋),它反对家庭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反对异性恋婚姻,要从他们的圈套中跳出来。

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这本身就是一个反抗行动,但这还不够。女同性恋以及我们所知的激进女权主义受到政府掌控,这已经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女权主义者(无论异性恋和同性恋)坚持的性别平等政策使得更多女性开始掌权并拥有话语权。但是这个态度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并没有改变;相反她们上了同一辆车,她们中的一些还掌控方向,但是这辆车仍开在同一条轨道上,朝着同样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决定论的方向行进。

现在到了推行性别政策的时代了,男女拥有平等的权利,对于拥护和采用这个政策的人不仅有许多基金供给,也有许多特殊的荣幸,但这并没有改变女性的处境,也没有使得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运动更强大。

我认为会议是很重要的,它让我们一直能够理解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思潮发展到了哪里并且朝哪个方向演进。在会上相见,互换能量能够给予别人力量。但这个事实有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因为空间意味着战略上的辩论、反思和定义;这是会议的重要性,能聚集如此多的能量和资源。

我希望会议具有成熟的政治性,因为这是赋予运动深度、设计出我们能认同的集体战略所必须的。但我非常担心一个压倒性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视角正在被建立起来。这些视角支持的一些议题包括:介入LGBT运动会导致女同性恋失去独立的空间;推行本质论的观点——挥舞着女同性恋的骄傲旗帜却失去了它隐射的复杂性,甚至脱离文化现实。

我也担心现有的空间会再次被系统合理化的话语和诉求所淹没,比如说婚姻以及女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这些话语和诉求没有质疑父权统治的压迫,没有分析这个系统自我合理化的文化机制,也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这些对于女性特别是女同性恋意味着什么。

深度分析在新自由主义、父权统治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政治角度变得十分紧要。具象化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也同样紧迫。它不仅仅关系到女同性恋的处境和对一些权力的诉求,相反,我们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必须超越这些局限,扩大我们的责任、意愿和创造力,从而使女权主义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力量,采取一个更激进的立场,从中发展出新的政治行动也变得很紧急。

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性的多样化、关注度、身份以及女同性恋的骄傲,因为这些方法在需要更深刻的变化时显得不值一提,尤其是想要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局限于身份的议题,我们将不能够影响种族主义、异性恋这样一个系统。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设立摧毁给周遭世界带来暴力的系统和机制的目标。

有关身份的政策是个必要的坏措施,它让你承认你自己,因而接近那些相同的女性,但是那些女性却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相同的女性们。很明显得,一位黑人女性身上有些元素与我相同,我身上也有元素和她相同,这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和女同性恋者一起组织起来,但我们心理很明白这只是关联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的手段,其本身不代表什么。我可以做一个骄傲的女同性恋者,一个骄傲的黑人,但这种骄傲并不一定会质疑异性恋霸权,或是结构性种族主义。

本文为2004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六届拉丁美洲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会议(EFLAC)准备的文本。全文可见网页:

美国诗人和理论家。她在英语世界的性学、种族、语言、权利和女性文化等领域的成就令人信服。她一直致力于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自70年代起活跃于女性社会运动。

她的《潜入废墟》获得了国家图书诗歌奖:她拒绝自己领奖,而和另两位女诗人(Alice Walker 和 Audre Lorde)代表所有被禁声的女性领这个奖。她的文章《强制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是女同性恋的宣言。她从1976年起公开自己是女同志,她和她的伴侣,作家和编辑Michelle Cliff共同生活。

在她的文章《强制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中,她认为异性恋是一个暴力的政治机构。她鼓励女性把能量投射到另一些女性身上而不是男人,她还认为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眼神。她质疑女性依赖男性给予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姓生活和心理的完整性。她呼吁更多了解女同性恋的体验,一旦有了更多的了解,女性能够享受女性意义上的性爱。她认为女性未必会更喜欢异性恋——异性恋只是被社会赋予、管理、组织和宣传,因而被保存了下来。她认为女同性恋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反抗:准确地说是反对父权和男人对女人的权利。

Rich认为女同志个人历史和政治历史失去了连贯性,当谈到历史,她们就是女性版本的男同性恋,毫无差别。在一段历史中,男同志和女同志在社会中合作共存,共同反抗社会;但是把女同性恋经历堪称是男同性恋则会丧失自我,否定了女性经验和现实,忽略了女同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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